杭州“孕妇小偷团”调查：家中普遍一贫如洗

Nancy

她们带着脱离贫困的梦想进入城市，却把自己怀孕的身体变成作案的道具。她们远离家乡，混迹城市，带着腹中的胎儿，或牵着手中的幼孩，曾偷过LV手袋、 宝马钥匙、钻石项链，也曾偷过苹果平板、惠普电脑、智能手机……这些象征着城市财富的东西，从不曾真正为她们所拥有，只是从她们手中流过，留下的，是些微的金钱，以及重重的刑罚。

轰动全国的杭州“孕妇小偷团”刑罚落定，其间围绕法律和伦理的争论却没有平息。她们如何把人道关怀色彩的法律规定，变成自己作恶的“挡箭牌”？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她们，因何坠入这样的犯罪险境？本刊记者近日奔赴浙江杭州、湖南道州等地展开调查采访。

“怀孕盗窃”的生财之道

2010年4月12日，对26岁的李小英来说，本来是平常的一天：早晨10点左右，穿上时尚的衣服，背上大包，与姐妹们在三墩路的公车站集合，然后分路搭乘公车，前往杭州市内的各大型商场、超市，以及服装市场、数码广场。从外表看，她们跟城市里闲逛打发时间的怀孕妇女无异，不过她们看似轻松的闲逛，却有另外的目的——完成计划中的行窃。

她们一般三四个人搭档。在物品琳琅满目的超市里，她们有人挡住摄像头，有人望风，最后下手行窃的，则是肚子已经鼓起的孕妇，或抱着孩子处于哺乳期的妇女。在行窃得手后，她们把东西藏进大包，或干脆塞进婴儿的衣服中。而盗窃所得，通常是六四分成，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分六成，其他人分剩下的四成。

但这一天，她们的行动还没来得及开始，就遭遇了早已注意她们一段时间的警方。

当日，杭州拱墅公安分局出动300余警力，发动了杭州历史上规模最大、“成功率最高”的一次抓捕行动。对象正是这些靠怀孕或者哺乳做掩护的行窃者。46名犯罪嫌疑人在这次抓捕中“落网”。据警方统计，有45名是女性，其中22名是孕妇和哺乳期妇女，还有1名男子，是在“娘子军”们背后专门负责收赃的。

警方显然已经忍耐了很久。为了对付这个行窃足迹遍及杭州大商场的“娘子军”盗窃团伙，杭州拱墅警方筹备了一个多月。从2010年3月8日成立专案组，至4月12日正式行动，经过事先的摸底、监控、部署，抓捕行动的成功，在预料之中。

然而李小英低估了这次行动对自己命运可能带来的逆转。虽然她也察觉抓捕行动突如其来，规模甚大，但根据过去两次被抓后的经验，她确信自己会很快被放出来。

李小英已经是杭州警局里的常客。因为盗窃，她曾于2009年的3月1日，和当年的5月15日，分别被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行政拘留。但这两次时间在15日以内的拘留，均没有执行。只因为她当时正处于怀孕期。而她的姐妹吴小玲，在2007年7月25日，就因盗窃被行政拘留，而此后，她又曾被拘留3次。 同样，因为怀孕或哺乳，每次在不到20个小时之内，她们就重获了自由。

经验使她们确信，“那条法律”是有用的。“那条法律”是指《刑诉法》60条第二款的规定：“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如果患有严重疾病，或者是正在怀孕、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，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。”

由于看守所一般不收孕妇，警方通常是拘留不执行或者教育释放。据杭州警方透露，一名叫朱青的女子，竟被警方抓过34次，但因作案时不是怀孕就是哺乳期，她没有一次被关押。

原本有人道关怀色彩的法律规定，在那些愿意冒着伤害身体的风险，而去盗窃“糊口”的底层女性中，竟成就了一条“怀孕盗窃”的另类生财之道。

这就连被偷的商户也都知道，遇到那些怀孕盗窃的妇女意味着什么。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的颐高数码广场，员工曾当场抓住偷窃的怀孕妇女，然而，“我们也不敢动她们，毕竟是真的孕妇，只能送到派出所。但她们也会很快被放出来”。

这家数码广场管理处的经理告诉记者，早在三四年前，这里已发生过孕妇盗窃案。而据资料显示，2006年起，在杭州当地就有孕妇偷窃被行政拘留的记录。

警方对此颇为无奈，“对着一个抱着新生婴儿的母亲进行审讯，我们很为难也很尴尬。”一位资深刑警告诉记者。而这些盗窃的孕妇，已总结出对付警方的一套，一旦被抓到，就躺到地上喊叫“肚子痛”，警方只能马上把她们送到医院。

手握法律的特殊保护，在与警方的博弈中，她们总是胜利者。然而。这一次，她们没有想到，警方开始“动真格”了。

“近两年此类案件上升，今年年初我们经过摸底，发现这是一个团伙，专以盗窃为生。这次是下定决心打击的，否则在杭州，聚集来参与盗窃的孕妇可能越来越多。”杭州市拱墅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大队长姜卫平说。

在4月12日的抓捕行动中，始终陪伴在侧的还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。当日，22名孕妇和哺乳期妇女被控制后，直接被送进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，实行“监视居住”。

Nancy

因情况特殊，在检察院和法院的配合下，这一次的起诉、审判速度比较快。孕妇们没有选择上诉，判决很快开始执行。2011年6月14日，杭州拱墅区法院对部分犯罪人员宣读了《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》，并决定立即协同拱墅公安分局的民警，陪同这些罪犯到当地公安机关报到。当天，在民警和医生的看护下，她们踏上了回乡的火车。李小英等人因在怀孕期，被暂时予以监外执行。

踏上回乡归途的人中，有15名来自湖南道县，其中大多数来自道县新车乡。另5名来自四川、贵州、江西等地。道县，地处湘粤桂边界。从湖南的省会长沙到道县，要坐8个小时的火车；而从道县到新车乡，也要40分钟。

新车乡以种植水稻和卷烟为主，人均年收入不超过2500元。贫穷，荒芜，这些破落农村的代名词，都可以用在这里。有4名孕妇盗窃者的居住登记地在这里。

“李小英的房子早就不住人了，家里只有一个瘸子老父亲，80多岁了，借了人家的一间小房子住。她回来了，但房子都没有了，住到娘家去了。”新车乡八家村的村支书，姓朱，他领记者去看李小英的房子。这栋房子已倒塌一半，里外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。

吴小玲家的房子更是完全坍塌了。朱支书回忆，吴小玲当初是跟着老公一起出去的，有好几年没有回来了，生了孩子也是打电话回来登记的。两个月以前，乡派出所让他去把她们认领回来时，他瞅了老半天，才把她认出来。

在八家村转一圈，随处可见年久失修的老房子，上头的门锁锈迹斑斑。它们的主人大多出外打工，几年未曾归来。

“穷，穷得很。”朱支书重复了很多遍这句话。

新车乡莫家湾村，情况看起来比八家村稍好，耸立的红砖房子更多一些。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卷烟，卷烟比水稻收入要好些。但年轻人也大多出外打工了。7月30日正好是新车乡赶集的日子，集市上大多是老人和孩子。

莫琳和莫小恬是从这里出去的。

说起莫琳，莫家湾村的妇女专干莫大姐摇摇头，“她有4个孩子，大的念小学了，只有一个男孩，五六岁，不会说话的。”为了给孩子治病，莫琳夫妇都出外打工，婆婆在家带孩子。莫琳家的房子，只有一间大平房，旁边搭起一个棚子做厨房。“他们带孩子到浙江看病，打一针就几百。没办法的。”

而莫小恬是2011年初才到杭州去的。在2011年3月9日下午的一次盗窃中，她负责望风。这次盗窃得手一只包，内有人民币3000元。莫小恬分到950元。这950元，付出的代价是半年的有期徒刑。“她以前是跟老公一起到广州搞建筑的，家境还可以。但婆婆前几年中风，瘫了，家里一下子负担就重了。”莫大姐说。

贫穷，如同巨石，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，无论压在谁身上，都是难以承受的重负。

孩子治病、老人生病、弟弟上学……这些，在审讯中，在法庭上，也是她们对自己行为给出的理由。

“她们说没办法，我说不是没办法，只是你们不做。偷东西，钱来得快，来得轻松，但是她们忽略了一点——这是犯罪。”姜大姐说。

“可怜？不可怜！”在杭州，与一位的士司机聊起这件事时，他声音突然提高，“我是坐过牢的人，比谁都清楚，有手有脚，为什么要偷！”在上世纪80年代严打时期，他曾因打架被判入狱4年。

“我问她们，这些年都赚了不少钱吧？她们说，也没多少，‘你看我这么穷’。”王旭红说。其实，偷来的东西往往贬值许多，而且她们都是三四个人一起犯罪，每个人也分不到多少，“看她们家乡的情况，就知道，偷窃并没有改变她们的生活。”

“一开始是震惊，然后是愤怒，最后是同情。”

“丢脸啊！”八家村的朱支书叹息。是他，去乡派出所把李小英、吴小玲、朱惠和朱小花领回八家村的。

“朱惠、朱小花不是我们村的，她们都是嫁出去的女儿啦。”朱支书对此耿耿于怀。谈起朱惠为人，他又叹着气说，“朱惠啊，是个老实的孩子。”当了30多年的村支书，村里的很多孩子都是他看着长大的。

“她们被送回来的那天晚上，没有一个人敢回家，都去娘家或亲戚家了。”新车乡驻八家村的干部说，“在农村，判刑是一辈子都抹不去的侮辱，是低人一等的。”直到两个月后的现在，她们大多还是寄住在娘家或亲戚家，即使在家里，偶尔出门也是躲躲闪闪的。

在新车乡，问起此事，人们都条件反射般地回答三个字“不晓得”，然后用奇怪的眼光瞅你一眼。据说，她们回来的当天，村里说过一阵，后来就沉默了，尤其不对外人说。

“乡亲们痛恨她们的行为，但对个人是关心、爱护的。”新车乡的乌乡长说，近期因湖南大旱，他天天下田帮农户引水，脸晒得红黑红黑的，“我们也是杭州警方通知，才知道这件事。一开始是震惊，然后是愤怒，最后是同情。”

孕妇们被送回来后，新车乡党委班子开会，最后从乡委班子和乡派出所抽调人员，组成帮扶小组，一个一个地落实了解情况，对一些确实困难的家庭发放了低保。 乌乡长说：“有些人确实是家里有困难，值得同情，有些年龄还小，最小的才19岁，无知，贪玩。但孩子是无辜的，乡里还是会负责看护。”

“她们并非有组织的，有些人尝到甜头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形成了默契，认为这是生财之道。”姜卫平曾负责审讯这些孕妇，他说，“也有极个别，是丈夫看着别人赚钱容易，逼自己的老婆去做。不过有将近一半，丈夫不干活，或干些轻松的活，就靠这些孕妇盗窃维持家庭。”

但朱小花的男朋友劝阻过她的，她没有听；李小英的丈夫也曾骂妻子“蠢婆娘”，让她别干，她也没听。“城市的物质诱惑太大了，很难抵抗。”乌乡长摇摇头。

“她们文化不高，法制意识淡薄，就这样来到大城市，大城市与农村不一样，要生活下去不容易。”姜大姐说，“一开始的初衷可能是为了改变贫困状况，但时间长了，有些人的初衷也改变了，不仅是为了摆脱贫穷，而是好吃懒做。”

“外面的世界改变了她们。”姜大姐感叹道，她与她们相处了足足两个月，“这不是单一因素，而是多重因素。”

李小英、吴小玲等都拒绝了接受记者采访，帮忙联系的乌乡长转达了她们的话：“我们都已经认错了，不好再见人了。”她们希望回到平静的乡村生活，有些人向信用社贷了款，准备自己种些东西，她们对乡里的干部说：“还是家里好，晚上睡觉也踏实。”

她们回到了故乡，却回不到过去了。

现在，每隔半个月或一个月，她们要到乡派出所报到一次。一年之后，等待她们大多数人的，是回杭州服刑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过了哺乳期（产后12个月）后，孕期被判刑的妇女将被收监。

李小英曾对新车乡帮扶小组说，“该坐牢就坐牢吧，好好表现，争取减刑。”她今年26岁，孩子大的才7岁，小的3岁。

她们跌倒了，重重地跌在进城的路上。把她们绊倒的，是贫穷、是无知、是诱惑，是贪婪，是出身与梦想的巨大鸿沟。在全国，这样的故事仍在不断上演，南京、济南等地均见孕妇盗窃的报道。

2011年8月3日下午，中国社科院发布2011年城市蓝皮书报告，指出在中国的众多城市，流动人口的困境在加剧贫困发生，而贫困群体不仅经济贫困，知识素质也贫困，并在这种恶性循环中，陷入贫困“世袭”。

而在道县，那些回到家中的怀孕妇女，有的即将回到城市服刑，有的正艰难地开始她们的生活。她们带着脱离贫困的梦想进入城市，却把自己怀孕的身体变成作案的道具，于她们，这是人生永难抹去的污点，而于这个正在经济上不断攀升，正为拥有更多繁华都市而自豪的社会来说，她们的罪恶，她们的不幸，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真实的印记和污点呢？

Nancy

预料之外的审判结果

为了这群特殊的犯罪嫌疑人，杭州拱墅公安分局租下了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层病房，装上了安全窗和铁门，作为孕妇们的临时居住场所。

“以往她们闹闹情绪，装装肚子痛，很快就会被放出来。这次她们也故伎重演，但妇产科医生和护士很快就赶来了。”监视居住期间曾负责管理这批孕妇的姜大姐说。她是拱墅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，今年年底就要退休了。

当过去哭闹、威胁的经验开始失效后，孕妇们慢慢意识到，这次与以往不一样了。在医院里，她们分住在8个病房，妇产科医生每天查房，并帮她们做了肝功能、B超等身体检查。虽然这些检查，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此前从来没有享受过，但对这些“特殊待遇”，她们还是表示了抗拒。

“有一间病房的6个孕妇，从进来的第二天就开始绝食。”姜大姐说，“她不吃不喝，你跟她们说话，她们也不理不睬。”姜大姐无计可施，只能坐在她们床沿， 自个儿跟她们说话。“我说，你们不顾自己，也要顾一下肚子里的孩子呀。她们一开始也不理，但人总是有感情的，后来慢慢就吃饭了。”姜大姐面容友善，说话轻声轻语，并无一般人想象中警官的锐气。

在这22名妇女中，年龄最大的39岁，最小的只有19岁，平均年龄在20多岁。她们大多有两到三个孩子。很多人都是自然怀孕，然后在怀孕期或哺乳期进行盗窃。也有一些人，为了盗窃而不断怀孕、流产。据警方透露，其中一个孕妇，在10年内竟然怀孕8次。

“她们一开始可能是望风，后来就偷窃，慢慢地胆子就起来了。”拱墅公安分局的刑侦大队教导员王旭红说，“有一个孕妇，曾经在偷东西的时候被事主抓住，挨了打，回家后不久，就流产了。后来还继续怀孕，继续偷。”

“这种不断流产、怀孕，对身体损害很大，甚至危及生命。她们在这方面确实很无知。”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的裘主任说。在拱墅警方的安排下，她曾给孕妇们上了孕期保健的一课，“‘胎盘前置’这种术语她们不懂，我就给她们解释，说可能导致半夜睡觉大出血，会随时没命。她们有些人听了，就喊肚子痛，其实是害怕，不敢再听了。”

这次讲座之后，一直很抵触警方的孕妇们，态度有了些转变。有孕妇主动找王旭红，报出自己的真名。此前，她们一直使用假身份证、假名字，甚至不知道同伴的真名。警方为此费尽周折，专门奔赴她们的原籍地，带上照片请当地干部指认。据最后查明，她们中的有些人用过四五个名字。

李小英和她的姐妹们，几乎都来自农村，大多教育程度不高。22个妇女中，只有一个是高中毕业，其他都是小学毕业或文盲。在生活清苦的农村，她们与城市里备受呵护的孕妇不同，同样可能承担沉重的劳动。而到了陌生的城市，她们更没有任何依靠。

“她们对生活没要求，没文化，也没法制意识。”王旭红说，“她们从没做过什么身体检查，没去过大医院生产，一般都是找接生婆、去小诊所，或者到了临盆时就回老家。有两个孕妇告诉我，她们的小孩一生下来就有病。”

此后，拱墅公安分局还安排了两场讲课，对这些特殊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心理治疗和普法教育。孕妇们对王旭红和姜大姐的态度也渐渐软化。阳光好的时候，妇女会请姜大姐把婴儿抱出去晒晒太阳。“也有些男人来探望，在病房外徘徊。”姜大姐说。

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，审判结果陆续下来了。

刑期最重的李小英、吴小玲、朱惠等4人，获刑10年以上。她们平时是一起活动的姐妹，李小英曾参与盗窃14次，窃得财物可估部分价值人民币近11万元，被判有期徒刑11年零6个月，吴小玲被判11年，朱惠被判10年零6个月，3人均被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。

法庭上，听到宣判结果后，有孕妇在法庭仰头大哭。对李小英来说，即使预料到这次可能被判刑，但这个审判结果，还是比她预料的重得多。

而钟小成等12人，因盗窃数额巨大，被判处3年以上、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；其余9名被告人被判处6个月以上、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“她们既期待审判结果，又害怕有结果。”姜大姐说，“结果出来后，她们的情绪波动较大，不吃饭，一直哭。”

“看她们家乡的情况，就知道，偷窃并没有改变她们的生活。”

刑罚落下，也为她们的生命画下了一个分号。